龟兹并非只有美轮美奂的艳丽，千年岁月中她经受了诸多磨难与掠夺。在清末民初时期，龟兹石窟壁画、塑像等遭受的劫难，是我国新疆乃至西北文物所受掠夺与破坏的缩影，令人扼腕长叹、无法释怀。

龟兹石窟壁画

今天，进入龟兹石窟，曾绘有精美壁画的墙壁上浮现出触目惊心的伤痕，恍然间凄厉的切割声仍在耳畔回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龟兹就是以如此惨痛的方式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

列强掠夺处 文化伤心地

1890年前后，似乎偶然发生的几件事引发了西方国家对西域文物、文献的收集热潮，从而拉开了西域考古探险时代的序幕。

1889年，一些探宝人在库车附近的某个古代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文献。次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amilton Bower)在库车收购了其中一部分文献，并送到时任孟加拉亚洲学会总干事的德裔英籍梵文专家霍恩雷(Hoernle)处。经过仔细研究，霍恩雷认为这是已知最早的梵文文献，于是建议英国政府出面组织收集。1893—1899年，共收集31批文献、文物。这些后来被称作“霍恩雷收集品”的文献和文物，大多出自库车、和田的探宝人之手。经后人考订，这批文献中包括龟兹文(吐火罗文B)文献。

1892—1893年，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寄给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100多件库车、阿克苏居民的写本残片，其中就包含龟兹文残卷。

当来自新疆特别是库车的珍宝出现时，西方人发出阵阵惊叹，贪婪与野心随之膨胀，一场“西域古物争夺战”迅速展开，龟兹故地被锁定为目标之一。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与敦煌同处丝绸之路的龟兹故地，同样也是我国学术的伤心史。

今天，探险家、考古学家留下的报告等资料和目前保存在国外博物馆的文物都见证着那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史。

法国人伯希和到库车考察了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重点发掘了库木吐喇石窟南面、渭干河口西侧的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获得大量文献。

对龟兹壁画掠夺最剧、为害最深的是德国人勒柯克。他的前任队长、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坚决认为应将文物留在原地，但勒柯克以其对文物的珍爱与贪婪，将龟兹壁画选取切割，装箱后辗转运回德国。其中，一批来自克孜尔等石窟的无价之宝毁于二战，给世人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来到龟兹故地盗宝的还有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人科兹洛夫等。龟兹珍宝外流之后，成为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等外国博物馆的馆藏。一方面是洞窟内斑斑斧痕、满目疮痍，另一方面是国外博物馆内琳琅满目，这种近乎残酷的对比令中国学者痛惜不已。

珍宝外流的历史不会重演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龟兹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延续和传承，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龟兹石窟的保护工作，采取了加固壁画和部分彩色塑像、修建文物库房、加强文物安全保护工作、文物保护区环境治理等措施。从1987年起，国家文物局先后投资近2000万元，对克孜尔千佛洞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对洞窟岩体进行了抢救性的加固保护，缓解了克孜尔千佛洞许多洞窟的岩体裂隙、坍塌现象。

类似的保护工作也在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等龟兹石窟进行。

石窟保护工作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展开，只有全社会都高度重视龟兹文献、文物的价值，加强对文献、文物的保护工作，珍宝外流的历史才不会重演。

寻访未曾止步

克孜尔石窟对面的雀勒塔格山如同屏障保护克孜尔石窟，为龟兹地区重要山脉之一。

对流散海外的龟兹珍宝，我国学者从未遗忘，他们一直呼吁追回这批被掠夺的遗产。

对于这批流散海外的珍宝，首先要做的是调查和采集信息。据统计，目前已知保存下来的海外龟兹壁画尚有600多平方米；此外，还有大量塑像、文书等。新疆龟兹研究院副院长赵莉一直奔走在多个西方国家，寻访流散海外的龟兹遗珍。对于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整理新疆文物的日子，她曾感慨，“独自一人蹲在文物库房内既辛苦又幸福。辛苦的是需要至少两人以上来完成的测量、记录、核对、拍摄工作由我一人承担；幸福的是，终于可以把流失德国的这批文物资料信息完整地采集并带回国内，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

据悉，新疆龟兹研究院计划修建一座东亚地区最大的壁画博物馆展出龟兹壁画。等到那一天，许多流散海外的龟兹壁画或许能以各种形式与公众见面，这也是对这段伤痕累累的历史的一种告慰与补偿。